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范围稳步扩大。2023年，在重庆等6个首批试点城市基础上，增加济南、武汉、青岛、昆明、包头、晋城、湖州等7个试点城市，助力更多灵活就业人员稳业安居。截至2023年年末，13个试点城市有49.37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比上年末增长124.10%。

从中国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对比看，按PPP法计算，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荷兰的GDP分别为5.57、5.15、3.65、3.54、2.95、2.13、2.07、1.56、1.19万亿美元，合计为27.81万亿美元，中国GDP超过这9个发达国家GDP的合计。因此，有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属于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到底还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

　　“老人300万房产赠水果摊主”一案有了新进展。

　　据上海二中院官微消息，88岁的独居老人马某生前将300万房产等赠送给家附近的水果摊主。老人去世后，水果摊主刘某与老人亲属就《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问题产生争议，继而引发诉讼。5月17日，上海二中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老人亲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据澎湃新闻，2020年，上海宝山区一位88岁的独居老人决定，把自己的晚年和遗产都托付给小区水果摊店主刘某，其中包括价值300万元的房产，并且已去公证处做了公证。

　　2021年12月31日，老人去世。老人的妹妹等家属对遗产分配提出异议，双方对簿公堂。

　　2023年12月15日，澎湃新闻记者从水果摊店主的诉讼代理人高明月律师团队处获悉，12月14日，该团队收到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书显示，涉案房屋及房屋内财物归原告（水果摊店主刘某）所有。

　　案情介绍：老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将房产赠与水果摊主

　　马某与妻子生前育有一子。2011年、2017年，马某的妻子、未婚未育的独子相继去世，马某独自一人居住在案涉房屋内。家附近的水果摊主刘某对他颇为照顾。

　　2017年，在儿子去世后不久，马某与刘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马某在离世后将房产、存款等财产赠与刘某，由刘某负责马某的吃、穿、住、行、医疗、养老等扶养义务。《遗赠扶养协议》签署后，刘某及其妻女搬至案涉房屋与马某共同生活。

　　2019年3月，马某与刘某就《遗赠扶养协议》到上海某区公证处办理公证。

　　2021年12月31日，马某去世。此后，刘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马某名下案涉房屋和房屋内财产、银行存款及孳息均归其所有。

　　马某的姐妹、外甥等亲属作为被告，对《遗赠扶养协议》提出质疑，认为马某在2017年之前就出现精神障碍，行为能力受限；2017年住院期间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等。因此，主张马某在签署《遗赠扶养协议》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协议当属无效。

　　一审：无证据证明签协议时马某行为能力受限

　　一审法院认为，无证据证明马某在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期间已经处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也无证据证明《遗赠扶养协议》并非马某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具有法律约束力。

　　同时，一审法院认定刘某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在与马某签署遗赠扶养协议后，按照约定履行了对马某生养死葬的义务。故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马某的诉讼请求。

　　马某家属不服，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马某的真实意思应予尊重

　　上海二中院经审理认为，人类的衰老是一个持续和渐进的过程，老年痴呆的病程也是如此。本案中，依据现有的医学诊断和病史资料，并不足以认定马某在签署协议时欠缺足够清楚的精神状态和认知水平。结合当时马某亲属在与马某交往中所反映出来的对马某精神状态和认知状况的判断，以及与马某相接触的社会一般人对马某精神状态和认知状况的判断，均难以得出马某缺乏足够清楚的精神状态和认知水平的结论。

　　对于马某而言，与刘某建立遗赠扶养关系，是其自行为自己安排生前照顾和扶养的人，并处分其死后财产的一种方式，这种法律关系所包含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未超出马某当时的理解和认知范围。且马某所从事的签署遗赠扶养协议的行为是双务法律行为，并非只是其单务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本身并未对马某具有不利性。故上海二中院确认《遗赠扶养协议》反映了马某与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影响他人权利义务，具有法律约束力。

　　刘某在与马某共同生活期间，尽到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赡养，并在马某死后为其操办后事，已履行了《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的义务。

　　综上河南股票配资，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马某亲属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